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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工、記者課堂結緣 合作出書推生死教育





文: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利穎珊、陳凱彤

book writer
獨立記者陳曉蕾(左)跟社工梁梓敦(右)在社聯的寫作工作坊認識,並造就了《死在香港》這本二十一萬字的調查報導的誕生。

活於香港這個繁忙都市,每日都為口東奔西馳的您,可曾停下來,思考過「死亡」這個問題?

近日在高錕效應下,「預設醫療指示」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。但當要切身面對自己或親朋好友的離開,中國人卻又大多都只會採取忌諱、迴避的消極態度。正因「死亡」這個題目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,不應但卻又偏偏被忽視的,獨立記者陳曉蕾出版了共分上下兩冊《見棺材》及《流眼淚》的調查報導《死在香港》,引起很大迴響。原來出書是緣起自一位社工的邀請。本來素未謀面,但兩位在社聯學院舉辦的「機構刊物寫作」工作坊上互相認識,更展開了社工與記者合作的契機。

社聯工作坊撮合合作
正當聖公會聖匠堂護慰天使計劃的社工梁梓敦接到機構任務,要出版一本討論生死議題的書,不知如何入手之際,聽曉蕾在課上講解寫作理念和出版技巧,發現「她正是我想找的人!」,於是便主動聯絡她。可是,曉蕾對出書也有要求,「我一生人能做的深度報導很有限,也許只能寫十本書,要是我答應這次合作,就少了一本。」她沒有立即答應這位社工的邀請,倒是覺得議題重要,便出席他主講的生死教育地區講座。

講座中,她看到在場市民聽著本來可能是「禁忌」的生死議題,反應格外認真,不斷提問和思考,有些人更由於觸及切身經驗而情緒激動。不過,令她真正考慮合作可能性的,是這位社工看待議題的認真:「梓敦雖然代表機構,但也以議題為重,落力解答觀眾的疑問。最後見發問踴躍,竟抽起機構的服務宣傳,延長討論時間。我才發覺,與這人合作也未嘗不可。」

事先溝通 目標一致
梓敦並不善長於寫作和報導,知道要做好出書工作,不得不找有經驗的作者協助。他在社聯的工作坊上認識曉蕾,也看過她的文章,相信透過曉蕾的文字,可以讓「死亡這個『冷門』的議題接觸到一群以前無法接觸的人」。向機構介紹這位記者前,他們已經多次交換這次出書的想法,建立默契,目標一致:「不只是出一本書,而是做一件事:推動香港的生死教育,讓市民關注、引起討論,並且一起帶來改變。」

「出書不單是為機構宣傳服務,更重要的,是令讀者認識議題。」最終,沒人當這是一本宣傳書,而是關於香港生死教育的二十一萬字報導,透過展示真實的故事,令讀者明白喪親人士的需要,更能實在地理解到機構工作的重要。整書舖排不少機構義工的親身經歷和工作都散落在報導篇章裡,使書末介紹機構、徵求義工及捐款的獨立篇幅,更顯成效。

同理感受 給議題一個「重量」
為了深切體會生死議題,整個出版團隊曾到訪沙嶺,拜祭無人認領的公墓。當日一行九人,手執白玫瑰,親身走到無家可歸者的最終地;他們又採訪真實的喪親個案,了解喪親者面對的困難,過程中,曉蕾也很受感動,但「我不只是想寫一本讓人流淚的書」,她更想做到的,是令社會反思背後牽連更廣的社會問題,「把情緒帶到值得關心的議題上,才不讓眼淚變得廉價。」

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,社會更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議題報導,以全面的資料採集,呈現議題的真貌。曉蕾形容她的工作是「翻譯」社會議題。透過互通情感的文字,展示真實的故事,引起讀者對議題的疑問和關心,讓議題在讀者心中建立「重量」。

影響深遠 出書力量不可取締
曉蕾和梓敦異口同聲:「出書的影響是長遠而多方面的。」就像這次出版《死在香港》後,有不少媒體找他們做生死議題的訪問,又有市民看完書主動捐助機構推廣生死教育。他們都相信,一本深入而詳盡地探討議題的書,所引起的討論和共鳴,不是現今轉眼即逝的報紙雜誌或者社交媒體所能做到的。「有一次在外開會,贈書給對方,對方實實在在拿著一本書,不得不面對書中所承載的社會問題。當他看著書,心裡有所反思,就是影響。」梓敦仍然感受深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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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載日期︰2016年8月23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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